中新網5月12日電(鞏微微)近期，日本政客公然參拜設有二戰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首相高市早苗還供奉了祭品；高市內閣修改憲法、放寬殺傷性武器出口；加上計劃修改自衛隊“官階”名稱方案，恢復“大將”“大佐”等稱謂，一系列言行充滿危險意味。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惡苗，正以驚人速度滋長。

　　上海市日本學會會長、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子雷接受中新網專訪時表示，日本這些行為集中反映出其安保政策“由守轉攻”的趨勢，國際社會需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陳子雷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過多種方式向其國內右翼勢力進行“政治補償”，圍繞歷史問題與中國、韓國等國家制造對立，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日本右翼支持、鞏固執政基礎。

　　他進一步指出，日本與周邊國家關系緊張，有利于美國更好地控制日本，借助日本在東亞攪局，這也是美國樂見其成的。

　　陳子雷進一步分析稱，高市早苗的競選口號是“重回日本”，結合4月21日其政府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的修改，種種跡象表明，表明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勢力正在日益抬頭。

　　回顧日本試圖一步步掙脫戰后和平憲法對其束縛的歷程，陳子雷表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這一政策，最早可追溯至1967年，佐藤榮作政府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則”，即禁止向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聯合國決議規定實施武器禁運的國家，以及國際沖突的當事國或有沖突危險的國家出口武器。

　　1976年，三木武夫內閣對該原則作出增補，全面禁止日本武器出口，體現了當時日本的和平主義理念。

　　然而，隨著日本右翼勢力日益崛起，日本在武器出口問題上不斷自我“松綁”。1983年，日本允許向美國轉讓軍事技術。

　　2014年，日本以“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代1967年確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實現從“原則上禁止”到“原則上允許”的轉向。陳子雷解釋稱，從那時開始，日本一直想通過做空和平憲法，突破法律制約，來推動國家戰略轉型。

　　到了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日本進一步修改了武器出口原則，向烏克蘭出口了包括防彈背心在內的軍用物資。

　　2023年，日本向美國返銷“愛國者-3”防空導彈，實現二戰后首次出口殺傷性武器。2024年，日本允許日英意聯合研發的下一代戰斗機出口至其他國家，為大型進攻性武器出口掃清障礙。

　　2026年4月21日，日本又取消將武器出口限定在5類非戰斗用途范圍內的限制，原則上允許包括殺傷性武器在內的成品武器出口。

　　陳子雷指出，從過去的小步前進到現在的大踏步前進，日本在“新型軍國主義”的危險道路上又邁出一步。這也意味著，1976年的禁令被徹底終結了。

　　回顧歷史，他認為，日本的手法似曾相識，與過去的日本侵華戰爭形成路徑，呈現出驚人的同構性。

　　陳子雷分析稱，這次日本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目的就是借助推動地區軍備競賽實現再軍事化，加劇地緣政治緊張態勢，有利于為“新型軍國主義”背書。

　　陳子雷強調，日本這一舉動不僅對地區安全秩序構成挑戰，也在削弱各國在地區和平、合作及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建立的互信關系。

　　陳子雷說，中國始終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堅定踐行多邊主義，維護國際秩序；同時堅決打擊“臺獨”分裂勢力和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并與廣大愛好和平的國家一道，堅決遏止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妄動。(完)

　　(“國際識局”欄目)